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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政策大国，政府主要通过政策来进行国家治理，有时政策能对市场起到决定性的影响。由于大部分政策关系到公共利益，因此也可以说中国是个公共政策大国。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政府管理事务的范围极广，但由于中国的市场化、法治化程度还有待继续提高、完善，这就造成，一方面中国的政策涉及面广，管得多；另一方面，又还有很多领域仍然缺少法规、缺少政策。
几乎无限的责任与繁多的政策并存，中国的政策效率如何是一个问题。不少人可能会对这个问题感到奇怪：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就是靠改革开放，靠政府的积极行动吗？中国的政府在很多领域很有效率，比如搞城市化，搞基础建设，搞重大工程，搞产业政策，搞环境保护，调整各种规划……依靠强有力的政策执行，靠着集中资源办大事，一刀切下来，往往能在短期内做出重大决策和调整。中国政府还缺乏效率吗？
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的政策效率低下的现象。中央政策在传达和执行过程中，会遭遇严重的政策梗阻，中央意志在地方执行时会明显打折扣。十八大以后，令行禁止的党政作风得以加强，政令畅通的问题得以有效解决。不过，这时候也逐渐出现了另外的问题，当很多政策以“一刀切”的方式来制订、贯彻执行时，也常常会引发政策效果不佳、政策“打击面”过大、负面外部性增多等问题。尤其是“一刀切”的政策执行方式，往往在解决一个问题时，却制造出更多其他问题。比如，中国最近的教培新政（即“双减”政策）。
教培新政改革只是中国近两年一系列规范市场行动的“高光”部分和最新行动。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有过多次整治市场的举措和政策出台。比如，发端于去年10月的蚂蚁集团上市叫停风波，对互联网巨头垄断行为的打击，近年不断加力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大旗之下对各种“灰犀牛”的打击等等。与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市场快速扩张、政策尺度宽松、鼓励发展为主的环境相比，现在的市场环境的确要“严苛”很多。总体上看，一种严格“整治”的大环境正在形成。
虽然市场人士对于发展环境变化有些微辞，但从政策出发点、要防范的风险来看，一系列规范、收紧、强化治理的政策举措并不能算错误。防范金融风险、推动市场降杠杆，有错吗？抑制房地产巨头的扩张、防止它们债务风险爆发成为“灰犀牛”，有错吗？打击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垄断行为，有错吗？在大数据时代，强化数据安全意识、保护个人隐私，有错吗？在地缘政治摩擦加剧的背景下，抑制国外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控制，有错吗？降低学生作业负担、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拒绝逐利的资本“异化”国内基础教育体系，有错吗？……
从单项政策来看，每一项规范性政策都有充足的理由。不过，当这些单独看都没有问题、都很有必要的政策形成合力时，国内市场环境就会发生系统性的变化。客观来看，当多种规范措施一齐施效时，市场发展所需要的宽松度被大幅压缩，融资环境普遍趋冷，市场信用链条普遍绷紧，企业和企业家们的瞻前顾后则显著增加。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近两年在「 田野调查 」中发现，企业明显感到这几年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们萌生退意的越来越多。
实际上，感到市场环境“紧张”、“不轻松”的不只是企业，很多在一线的政府官员们，也感到现在做事越来越难。由于基层政府官员（县级和市级）直接肩负地方经济发展的责任，要招商引资、要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因此这些官员们能直接感受到企业面临的酸甜苦辣。不少基层官员们有些无奈地表示，做事的环境越来越紧，想干点事情越来越难，做事时的掣肘越来越多。原来能甩开膀子去干、去拼的事，现在冲两步就得回头看看是不是出错。除了市场环境的变化，体制内的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成为干事的牵制。有基层官员抱怨，现在检查太多、审计太多、开会太多，下乡时间少了、帮企业解决问题的时间少了，很多时候，是带着负担在做事。
对于一些掌握政策权力的较高层政策部门和监管部门，则处于另外一种状况。从企业和基层政府部门的反映来看，市场对这些政策部门和监管部门的评价不是很高。政府部门是市场的规范制裁者和裁判，对这个角色，市场并无异议。但让市场感到不解的是，一些监管部门和政策部门只从单一部门的角度出发制订政策、实施监管，一味地大力度整治市场，严重地降低了市场活力，影响了市场生态，形成了明显的“政策共振”，造成了一些负面效果。
以房地产市场为例，“房住不炒”的长期发展思路没有错，但在执行房地产调控时，多个部门形成合力，金融监管部门不断高喊房地产是高风险的“灰犀牛”，要从金融资本上对房地产进行“限供”甚至“断供”；住建部等多部门发布文件，要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严格控制房价；部分城市严控房地产市场准入门槛，从购买端进行限制；在严格调控之下，银行系统也开始不断收紧对房地产的融资——减少额度、抬高成本。
在我们看来，一些政策部门对于如何防范系统性风险，可能还需要加强系统认识。这也是中央非常关切的一点：
本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政策工作执行曾指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考虑政治和经济、现实和历史、物质和文化、发展和民生、资源和生态、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因素”，领导经济工作“必须有系统思维、科学谋划”。会后，中财委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进一步解释，不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必须加强统筹协调。既要防止出现“合成谬误”，避免局部合理政策叠加起来造成负面效应；也要防止“分解谬误”，避免把整体任务简单一分了之，更不能层层加码，导致基层难以承受。
有影响力的市场主体发生风险，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足够普遍的风险因素一起发作，也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但政策部门是否意识到，如果大家基于防范风险的目的来一起引爆风险，同样也会引发系统性风险。还是以房地产调控为例，以现在已经引爆风险的案例来看，国内如果有6-10家房地产巨头集中倒下，将会在国内房地产市场、城市经济、金融业内、社会公众等领域，引发强烈的海啸级的系统性风险。
很显然，这不是调控政策想要的结果。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的集中整治、政策共振、众人一起推的调控方式，出现上述系统性风险并不是没有可能。面对众多的潜在风险，有效的、科学的做法，应该是尽量做到“精准拆弹”，而不是不加区分地主动引爆多个炸弹，那样的结果只会是鲁莽地触发系统性风险，使本来可以分散规避的风险集中爆发、提前到来。
作为研究公共政策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一直认为，着眼于未来发展，中国的公共政策从问题的提出到政策制订，从政策颁布到政策执行、再到政策效果评估，今后需要更多体现系统性，减少“一刀切”、“合成谬误”，从而提升政策的系统性效果。中国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南北差异都很大，“一刀切”在当时当地似乎很有效，但从更大尺度、更长时间来看，简单的“一刀切”做法是难以持久的。
那么，如何更大限度地避免“合成谬误”，更好提升政策的系统性效果呢？下期文章，我们将继续探讨，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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