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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就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提出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这是自7月24日“双减”政策发布以来又一针对义务教育的重磅指导文件。其实，不只面向广大学生的义务教育需要调整，还存在一种形式的教育，值得加以关注。它与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已经出现严重不匹配的情况，同样亟需改变。
中国“智”造，逐渐面临“技工荒”
我国正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攀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8年统计，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虽超过1.65亿人，但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21.3%，其中高技能人才不足就业人员的6%。与发达国家高技能人才比例超过35%相比，我国明显存在较大差距。由于产业工人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高，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当于美国的7.4%。
随着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高技能劳动力的缺口也日益明显。国内媒体曾指出，到2020年制造业高端技术人才的缺口将达到2200万。据统计，其中高科技制造的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就占1913万人，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缺口高达750万人，电力设备2020年人才缺口411万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2020年人才缺口300万人。实际上，咨询公司麦肯锡早在2014年就做出过预测，中国用人单位2020年将需要1.42亿受过系统培训的高技能劳动力，并将有约2400万的供应缺口。而企业如果以低技能员工弥补缺口，可能影响生产率或者产品和服务质量变得更差。有些公司可能因为空置这些岗位不得不推迟发展或扩张计划。麦肯锡估计，如果中国2020年未能弥补该缺口，或将损失2500亿美元（约占2.3%的gdp），比香港或以色列的经济总量还大。
从现实的市场供需来看，近年来，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的水平，供需矛盾确实十分突出。而这些年制造企业抱怨“用工荒”，也主要是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说白了就是成熟技术工人加速断层：没有受过系统技术职业教育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可以从事简单重复性劳动，却难以适应专业化、精品化的产业新需求。多年前出现的普工荒反映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接近极限，现在的“技工荒”则反映出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供给遭遇瓶颈。在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大高技能人才激励”被写入，这背后也在一定程度折射出中国高技能人才缺口庞大的现实。
技工荒下的职业教育
技术人才不会凭空出现，大国工匠不是天生就行，他们需要经过职业教育的专业培养，职业教育正是培育高技能人才的有力渠道。为了缓解技工短缺，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2019年中国的职业学院扩招100万，并设置了首批15所职业大学，试图提高技工人才的起点。但是从实际招生情况来看，无论职业学院还是职业大学，生源数量不足的同时，生源质量依然是不如传统的本科院校。其中部分专科院校直到2019年9月份都开学了还在发布补录公告，就算是分数线跌至150分也无人愿意报考。
这其实反映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有色眼镜”一直没有摘。
技工荒的原因
技工荒的存在，一方面，在我国制造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数量持续增加。另一方面，也是决定性的原因在于，很多人心中有一个“不愿意甚至不屑于当技工”的心结。
近些年，青年学生选择制造业专业的热情在持续下降。在“网红”等一些社会热门职业出现后，甚至在有些职业院校，还大比例压缩“二产”专业转向“三产”专业。据来自技工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联盟发起在一份针对5000多名学生家长的招生问卷调查显示，有90%的中学生家长让孩子上职校首选学历而不是看重技能，有80%的中学生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学制造、进工厂。据不完全统计，全国2500万名职业院校在校生中，制造业专业人数不足500万人，距我国制造业对青年技能人才需求相差甚远。技工院校制造类专业在校生所占比例虽然高于中高职院校，但也在逐年呈下降趋势。
当前中国社会整体上还是不太认同职业教育，如果能够选择，大多还是会放弃职业教育，优选普通教育，这也反映在教育培养的人才结构上。教育培养的人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科研究型，一类是技能应用型。2019年的数据显示，欧洲研究型和应用型两大类人才的比例为2:8，美国为3.5：4.6，而中国则是倒挂的，学科研究型人才占大头，职业教育培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只占30%。而从产业结构看，美国的制造业产值占比只有11.2%，德国为19.4%，中国则高达27.2%，理应拥有更高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比例。
人才培养结构的失衡，多年来不断累积的效果就是人力资源供应出现错配，也使得在技工人才紧缺的同时，每年大学生的就业困难都成为了社会的焦点和政府年度工作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在一些调查报告中，2017年的中国高职高专就业率就已经高于本科生，从今年七月份招聘市场的数据显示，7、8、9月蓝领工人的需求平均上涨80%，在这方面的求职人数上涨为10%，市场情况就是供不应求。
据报道，现在的很多本科毕业生月薪都在4000元以下，与之对比，专业技能倾向明显的大专多在4500以上，职高5千到6千元。不少技术工人岗位，也就是所谓的蓝领岗位，每月的工资却超过了万元。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年秋季大学生就业报告》对2019届毕业生的毕业院校及平均月薪进行追踪，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的2019届毕业生平均月薪超过万元。从数据上看，一万工资是2019年本科应届生平均薪资的一倍。同时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应届生找工作被称为史上最难毕业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蓝领的市场竞争力似乎远远甩开的本科应届生。
曾经收入少、学历低是中国蓝领工人的标签，但近年来月嫂、快递小哥等群体不时以“月收入轻松过万”登上热搜，蓝领与白领之间的收入对比屡屡引发热议。而上述数据更是进一步表明，在发达国家真实存在、一度让人费解的“蓝领工资远超白领”现象，也已经在我国常态化。
英国的数据显示，拥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三级的技术工人，平均年薪可以达到2万4千英镑到2万6千英镑，而英国大学本科生平均起薪不足2.5万英镑，并无优势。美国《福布斯》杂志展开的关于美国蓝领工人及其收入的调查显示，美国电梯安装和故障修理工平均年收入超过7.35万美元，其中至少有10%的人年收入超过10.3万美元。而在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发达，没有人会对“部分中职生月薪超本科生”感到奇怪，甚至是一种常态。因为经济发展，需要这些接受过专门职业教育的从业者。
从国外的情况看，技能人才相对高工资可能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规律性结果。因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少高薪蓝领令人仰视。但根据麦肯锡的一份调查显示，这些发达国家当前也只有40%的年轻人真正愿意去接受蓝领相关的职业，职业薪酬差别在其中起到的可能就是一个平衡器的作用。
而在当前的中国来说，从就业的角度考虑，千篇一律的普通高等教育遭遇发展困境，大学生的就业优势正逐渐丧失，某种程度上是多年来人才培养结构不均衡发展带来的后果。从长远发展来看，伴随职业技能人才的薪酬的提升和社会形象的随之改善，职业教育反而将会逐渐得到社会的进一步认可。但是从现实看，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政策的扶植，同时也要靠市场机制在薪酬体系等方面有效发挥作用，实现人才培训流向的合理调节。中国的教育体系培养劳动力，一定要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教育与培训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严重不匹配，这种情况亟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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