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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分析结论：
面临债务困扰，天津不仅需要化解信用风险，更需要改善经济效率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从而在新发展阶段找到新的发展模式。天津所反映出来的高债务与低效率问题，同样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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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煤债务违约之后，债券市场对地方国企债务问题有了深刻认识，并引发连锁反应。其中天津泰达因其巨额负债，以及短期巨大的集中兑付压力令投资者所关注。近年来，从渤钢、天津物产到天房集团、天津松江，天津的国企相继出现债务违约，风险债务达到3000亿元的规模。目前泰达作为天津最大的国企也岌岌可危，更是让天津的企业成为区域性信用塌陷的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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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经济环境而言，天津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天津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104.28亿元，同比增长4.8%（经过经济普查调整），实际比上一年减少4700亿元。到今年前三季度，天津的gdp为10095.43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0%。这一数字甚至还不及被疫情重创的武汉，武汉本地生产总值达到10326.75亿元。在经济增长放缓之下，天津的企业出现债务问题是可以预见的。
这些日益积累的债务问题，在本质上仍是经济效率问题。近两年，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天津却开启了“基建狂魔”的模式，意图继续靠投资提升天津城市发展。数据显示，天津2020年安排重点建设项目346个，总投资10025亿元，年度投资2105亿元。而2019年天津市拟安排重点建设项目274项，总投资9049亿元，年度投资计划1544.6亿元。其中，轨道交通项目23项，包括建设项目投资1600亿元，前期项目投资940亿元。但如此巨量的基建投资，除了增加数字的“可观性”，能否实现收益则要打上大大的问号了。
密集的资金投入如果缺乏有效的产出，必然导致巨额的负债。以天津为例，2019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4959亿元，2020年上半年，政府债务余额4078.36亿元，约占财政收入的110%。在全国，这一比例并不算高，但如果算上国企债务，则形势就十分严峻了。在2016年时，有国际评级机构估计，天津市地方国企总负债与当地财政收入之比已经超过600%。如此巨额的负担是如何形成的呢？恐怕还是要回到投资效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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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中可以发现，在天津的大规模基建投资中，轨道交通是重要的一环。但这些投资的效率如何呢？
截至2020年11月，天津市轨道交通路网运营线路达6条、总里程233.2 公里，日均客运量达到143.85 万人次。根据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了解到的情况，天津轨道交通的客流强度为0.7万/公里，仅为其它新一线城市的50%左右；换个角度看，常旅客（一周经常选择轨道出行，大概按照8次/周以上计算）仅仅10万人左右。投资了近2000亿建设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年补贴以上20亿以上，主要服务的对象仅有10万人，这样的设施是否需要建设，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进一步看，有统计显示，天津步行 非机动车出行占到近70%，50%以上出行距离不足2公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城市？
这种情况下，大规模建设轨道交通的天津，其投资的效率令人担心。实际上，这反映了出行问题绝不仅仅是交通问题，更是产业和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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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大规模投资轨道交通的城市，发展思路是通过轨道交通带动远郊区和新开发区域的房地产市场发展，通过高价卖地来筹集资金和弥补轨道交通的运营亏损。2019年，数据显示，我国地铁平均运营收支比为72.7%，其中只有杭州、深圳、北京和青岛4个城市的地铁收支比超100%。在2020年6月时，全国有41个城市开通了地铁，也就是说除掉4家盈利地铁，其他37个城市的地铁都处于亏损状态。地铁建设工程的投资非常巨大，一公里成本就需要7亿元左右，加上日常的运营成本和维护成本，地铁就算是每天爆满，也抵不住地铁的成本支出和运营支出，其中亏损最大的是云南昆明的地铁，根据2019年的数据表示，云南昆明的地铁仅运营负债就高达930.17亿。而2019年的数据显示，全国计划的轨道交通投资将超过8000亿元，这些投资实际上并不能产生多少直接收益，还是会转到依靠房地产的财富分配来弥补。由此看来，在土地经济走向“枯竭”，城镇化面临新的阶段时，作为投资巨大而无法靠自身回收投资的轨道交通建设实际上是包括天津在内的一些城市巨大的债务陷阱。
面临这种高负债、低效率带来的巨大潜在风险，天津仍然“义无反顾”的一路狂奔。有分析人士称，天津城市到底怎么了？一系列宏伟的规划，只描述了乌托邦，难道没有注意到如此严峻的问题？这样下去，天津很可能成为又一个包头，甚至面临“东北化”的结局。实际上，目前中国很多地方，仍然存在依靠交通设施和城市开发等基建投资来拉动经济的情况，同样也面临投资效率日益下降，经济缺乏活力的困境。长此以往，必然使得债务越滚越大，最终难以负担。
从天津的发展轨迹和近年变化来看，天津的市场主体以国企为主导，占据着大量市场资源。而作为工业城市，天津多年来主要由工业投资驱动经济发展，而工业产值中的绝大部分比重来自于石化、能源、钢铁等产业。天津经过长期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对原有的产业结构形成依赖，受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产业结构固化而非优化，带来效率的下降，这应该是其出现债务问题的根源。天津如果希望摆脱债务困扰，在“双循环”格局中谋求转型和新的发展，最需要摒弃以前的发展模式，利用自身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在新经济和战略新兴产业上寻找效率提升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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