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面向老龄化调整和制订的各种政策中,开放移民政策可能是不得不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国可以借鉴德国、日本等发达的老龄化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将中国的移民政策开放提上议事日程。
来源 | 安邦智库产品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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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中国·菲律宾专业服务人员合作中心在广州南沙正式成立。其实早在2018年4月,菲律宾政府已经和中国政府签署了协议。中国政府将放开对于外籍劳工的限制,并有望引入 30 万名菲律宾劳工,其中包括 10 万名英语教师。此外,中国也希望引进菲律宾厨师、护工、家政服务人员、音乐表演人员、以及护士。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10年,安邦智库就前瞻性地提出中国要开放移民政策,引进外国劳动力。目前来看,中国政府开始放开对菲律宾劳工的限制,这与安邦智库的建议别无二致!
为何要开放移民政策?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老龄化已经空前严重。有多严重?细心的读者一定还记得安邦智库在之前的推文中已经介绍过,我国的老龄化现状不容乐观,并且速度非常惊人。安邦智库认为,中国需要从战略高度来调整移民政策,为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提前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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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人”大战,我们不是看新闻才知道的
对于当下全国各地发生的“抢人”大战,安邦智库早在20世纪就发出过警告,计划生育可能让中国在未来遭遇劳动力危机!
而步入21世纪,安邦智库注意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显现,呼吁中国政府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宜早不宜晚,并且强调生育政策放开不可能引起人口增速反弹。不仅如此,安邦智库还警告中国应对人口负增长保持警惕。
这样的警告在安邦智库随后的多篇文章中都有体现,但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这之后,老龄化逐渐演变为不可避免的现实,那一切都已经板上钉钉,无可改变,只能应付。于是安邦智库将注意力专注于老龄化可能带来的问题上。
早在2014年,安邦智库就指出,中国虽然在短期内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力短缺,但如果考虑到区域、行业,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逐渐严重。随着老龄化加剧,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将会由结构性的相对短缺走向绝对短缺。
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城市发展将面临愈演愈烈的人口资源竞争。要指出的是,人口竞争不只是争夺劳动力,还包括有技术和知识的技能人才,也包括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人群。
多项市场调查显示,近两年大学毕业生择业的“一线城市情结”已出现明显松动,越来越多的人将“新一线”城市作为就业首选。所谓“新一线”城市主要针对北上广深四个“老一线”城市而言,一般包括成都、重庆、杭州、南京、苏州、武汉等,这些城市的基本特征包括gdp超万亿、人口800万以上等。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东三省每年净流出的人口约200万人。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东北,出生率又极低,整个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也在加快。人口净流出已经成为“新东北现象”的重要表现之一,这对东北振兴无异于釜底抽薪。
人口资源流出现象并非近年逐渐落后的东北地区特有,根据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的实地调研,在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成都平原、珠三角地区,同样普遍存在严重的人口资源竞争问题。
我们确信,人口资源短缺将成为各地发展规划的关键瓶颈,一种情景越来越清晰:中国各地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规划,正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人口资源抢夺大战。
安邦咨询研究团队还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国内的抢人大战远不是停留在一二线城市,而是在迅速下沉,蔓延到三四线城市。
安邦研究团队在广西调研时就注意到,部分三四线城市的发展已经面临人才和劳动力竞争的压力。现在国内招商引资,企业关注的头号问题已经不是税收优惠或土地成本,而是当地有没有劳动力。不论是民企还是外资,投资选点时都极为关心劳动力供应问题。
有企业老板对地方官员直言不讳:“你说的条件都很好,我也相信地方的诚意,但你能保证有足够的劳动力吗?如果有,我就投这里;如果没有,我只好到别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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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抢人大战的背后有老龄化因素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除了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之外,还应该考虑调整移民政策。这应该成为中国应对老龄化问题和劳动力问题的战略考虑。
实际上,在全球发达国家中,相当一部分国家在应对老龄化问题时都先后采取了放开移民的政策。这些国家在战略上都比较明确,吸引移民是在全世界吸引人才、引进劳动力资源的重要策略。抛开最近全球不断蔓延的保守主义,美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移民国家。
移民对于美国的发展极为重要。2000年至2005年间,共有约800万合法及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是美国历史上移民进入人数最多的五年。美国相当大一部分的博士生都是移民;1995年至2005年初创的技术公司中,四分之一的联合创始人为移民。
除了美国以外,在欧元区经济正以十年来最快速度复苏之际,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成为欧洲面临的重大威胁,德国尤为如此。
随着德国老龄化加剧和人口减少,德国所能做的选择仍然是放开移民政策。德国总理默克尔2015年开放国门接收了大量中东和北非难民,赢得了国际赞誉,却在本国受到非议。
但即使如此,她仍然在反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坚持了开放移民的政策。除了因为人道及价值观的原因,德国通过引入移民缓解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重要原因。
2016年,德国签发了105万份永久居留,是全球第二大移民净流入国,仅次于传统移民大国美国的118万份,远高于其它欧洲移民大国英国(35万)和法国(26万)。截止2017年底,德国境内生活着1220万非本国出生居民,占总人口的14.5%。
对比之下,一直以来同样被认为是非移民国家的日本,非本国出生居民仅为204万,占总人口不到2%。
在一向在移民政策上极为严厉的日本,近年也阻挡不了老龄化和劳动力缺口带来的压力,日本被迫放松了移民政策。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字,2018年日本出生婴儿92.1万,比2017年少2.5万,连续3年低于100万,是1899年有统计以来最低。另外,去年死亡人数136.9万,是二战以来最多年份。以死亡人数减去出生人数,人口自然减少44.8万,是有纪录以来最高。
在老龄化压力之下,日本内阁2017年底提出《出入国管理法》修订草案,拟放宽14个工种的外国劳工可获居留资格;按照执政自民党的日程,希望赶及2019年4月在国会通过。
虽然日本现在有127万名外国劳工,创出历史新高,但人口结构饱受老龄及少子化冲击,即使银发族成为工作人口的其中一根支柱,仍然无法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死结。
这次日本放开移民政策涉及修订草案的14个职业领域分别是:护理、楼宇清洁、产业机械制造、电气电子机器相关产业、建造、造船及船用工业、汽车维修、航空、住宿、农业、渔业、饮食产品制造及外食行业。
外国劳工若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及技能,便可获“特定技能一号”签证,期满便得离境;如果技术能力再上一层楼并在日语考试过关,便可得“特定技能二号”,签证不但可以延续,更能携眷留日,直至取得居留权。
过去取得日本居留权的外国劳工,主要是白领专业人才,此次把范围扩至蓝领,是日本1988年开始接受外国劳工以来的最大变化 。
日本一向极为重视居留权的审批,如今纵然面对在野政党质疑,首相安倍晋三仍顶着选票流失的风险,打开了移民大门。虽然安倍坚称这不是移民政策,可是若无居留权,相信不可在上述14个工种吸引到丞需的劳动力。
若非这样,人口正在萎缩的日本社会,不可能胜出人手,投入制造业转型的另一个百年大计。要指出的是,外国劳工移民的政策禁区,如今都被安倍晋三一一突破,除了显示日本当局的勇气,更显示出老龄化与少子化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压力之大,已到了不得不突破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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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该考虑调整移民政策
虽然如今中国已经渐渐放开对外来移民的控制,但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上文的阐述我们已经知道,不论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还是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国都应该从战略上考虑调整移民政策,中国应该为更加开放的、较大规模的移民引进,提前做好政策准备。
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是中国开放移民的坚定支持者,他曾经指出,人口的全球流动已经不可避免,中国要适应这种趋势。世界人口虽然不断增加,但从人口结构的变化,增量部分主要是在贫穷和落后的非洲。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口增幅相对就小,而老龄化的可能性却大增。
如今的非洲,虽然看似在经济上处于世界市场边缘,但其实也在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不只是以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禀赋,还以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来参与主流市场。安邦智库在之前的一篇推文中也提出,正在老去的世界中,年轻的非洲充满希望!
年轻非洲的说法并不是子虚乌有,从2017年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我们就可以发现,非洲超过六成的人口处于24岁以下,未来五十年非洲都将是五大洲中唯一一个青年人口净增长地区。非洲旺盛的劳动力和八十年代的中国极为相似,将孕育出庞大的人口红利。同时由于非洲经济相对落后,非洲青年人口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这更为非洲的人力资源红利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陈功认为,在移民问题上,今后世界各国比较和竞争的,就是文化融合,文化力的概念是早晚会得到承认的,因为这的确是一种力量。既然移民是大趋势,中国也要迎来移民时代,那么我们今后要解决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力的问题。
对于中国政府部门担心的人口管理问题,其实这不是大问题,在技术上可以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世界上很多移民国家也有好的经验可循。中国可以申明对外来劳工来去自由,但给工作,给收入,只要他们遵守中国的相关法律。
当然,对外开放移民涉及很多法律修改和建设完善的过程,但在策略上,中国应该未雨绸缪,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要为今后的劳动力引进做好准备。中国的老龄化已经扑面而来,趋势不可阻挡。
中国必须早做调整,不能像日本在移民问题上那样封闭。中国如果不大规模开放移民的话,必将失去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我们不能重蹈日本的老路,我们也没有那个资本和条件去搞暮气沉沉的那一套。失去青春活力的中国,只有日益衰落这一种可能。
(因追踪研究内容量过大,上图仅展示部分重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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