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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安邦把老龄化的概念引入到中国公共政策领域，后来又加入了少子化的概念，这两个概念都是对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影响深远的大事。现在的中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并意识到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实施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并于1982年将其定为基本国策。但从10年前开始，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逐渐解冻。2011年11月，中国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中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在二孩政策完全放开的5年多后，中国又开始实施 “全面三孩政策” 。
在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方面，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一直是非主流的“异数”——当社会各界还在为低生育水平“摇旗助威”，甚至本应走在人口公共政策前瞻方向的相关政府人员还在坚定认为“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时，安邦却坚决表示，应当“废除计划生育政策，让人们自己决定生几个孩子”（《人口危机“逼迫”中国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每日经济 」总第2194期，2004/5/31）。
安邦在世纪之初多次对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表示不同意见，呼吁中国要放开生育，要为老龄化压力下的人口结构危机做好准备，此后十几年，安邦对于人口问题的关注与研究也从未停止——“调整人口政策肯定有难度和长期性，但考虑到人口政策是个战略问题，计划生育政策已到了不调整不行的时候，否则我们无法应付老龄化和未来的劳动力需求！”（《中国需要直面日益严重的少子化危机》，「 每日经济 」总第4811期，2014/12/4）在应对老龄化及少子化方面，安邦还提出过一系列建设性的观点，如放开生育限制、放松向中国移民以及允许双重国籍等政策方面。（《中国的人口政策应该进行三大调整》，「 每日经济 」总第4370期，2013/2/28）
遗憾的是，这些观点在当时并不受重视，但现在的事实毫无疑问已经证实了安邦（anbound）二十多年前对生育政策以及人口老龄化的担忧。而这一次，我们希望，安邦对少子化问题的担忧不再是重蹈覆辙。
时至今日，少子化问题已成为比老龄化更加严峻的人口问题。对于少子化，在学界目前已成为共识，但依然还存在着许多“身在危中不知危”的人，因而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危害和深度影响也愈发增大。
“少子化”一词来自日本，从字面意义理解，少子化就是指子女持续减少的过程，如果胎儿诞生不断减少并且形成长期趋势，就是少子化。同时，安邦智库（anbound）创始人陈功从社会角度给出过一个新的定义，少子化其实就是社会的幼龄化，在社会各个领域表现为全面幼稚化（rejuvenation of population）。
从这个定义看，少子化现象如果普遍而加剧，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效率目标和质量目标来看，少子化现象的负面影响居多。在安邦智库（anbound）宏观研究中心主任贺军看来，其长期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少子化会影响人口和劳动力供给的平衡。生育率低了，少年人和青年人就会少了，这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源的供给，也会相应地影响较大规模的人才培养。人口再生产如果不可持续，也会影响到消费的增长。一个国家的人口如果出现负增长，对于该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会造成很复杂的问题。可以认为，少子化现象及其相关问题，很可能将事关国运。
其次，少子化会加剧老龄化问题，并与老龄化一起形成“并发症”。中国很快将进入一个超级严峻的老龄化时代，有研究曾经估算，按现在的趋势，中国到2035年左右将会拥有4.2亿老龄人。这个超级庞大的群体将如何度过他们越来越长的老龄生涯？他们需要有年轻人继续交社保，继续用代际透支的方式来维持社保体系的运转；他们需要有大量的年轻人以各种方式参与老龄护理，包括医疗服务、生活服务。如果超级老龄化不幸遭遇超级少子化，其结果恐怕不只一场养老经济的灾难，更可能成为一场社会灾难。
第三，少子化会导致年轻一代难以独立。一是心理成熟晚，“巨婴”现象突出。年轻人有成年人的年纪和身体，但心智还停留在婴儿阶段，呈现“幼态持续”状。2000年，心理学家jeffrey arnett用“成年初显期（emerging adulthood）”来形容年轻人停留在青春期、延迟成年的现象。虽然18岁被定义为成年的年纪，但很多人即使年龄到了20多岁，还不觉得自己是成年人。二是心理脆弱，抗压能力差。少子化时代的年轻人，往往生长环境平顺，物质条件较好，成长过程基本由家长包办，很少经历过挫折的历练，这种情况下往往心理脆弱，抗压能力差，遇到困难容易放弃。三是自我意识强，但沟通和协调能力弱。这导致年轻人在复杂的环境下，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不足，应付不了激烈的竞争和对抗 。
“巨婴”现象增多也是一种时代病，中国与外国同样如此。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有英国咨询公司在2019年对该国1000名父母进行了一次调研 。结果显示，英国“啃老族”平均每月要花费父母414英镑（1英镑约合人民币9元），用于餐饮、水电及其他消费品等方面；一年下来大约要花费约5000英镑。儿女不离巢给年迈的父母造成了经济负担，有些受访者需要动用养老金来补贴这些额外的家庭开销，还有人甚至需要打零工供养难以自立的孩子。该调研还发现，在英国养儿子似乎比养女儿更“赔钱”：青年男性离巢独立的平均年龄是26岁，而青年女性是22岁；由于多“啃”了4年，前者要比后者平均多耗费父母2万英镑。英国广播公司曾报道，在英国，子女离巢难已经是愈发普遍的社会问题。相比20年前，英国的“啃老大军”增加了100万人，房价越贵的地区涨幅就越大。比如在寸土寸金的首都伦敦，与父母同住的现象在近些年猛增了41%。一些年轻人在接受采访时也无奈地表示，与父母同住无非是为了减少生活开支，以便早日买房独立。
第四，少子化加剧将对教育行业造成冲击。如果少子化现象变得严重，在教育领域将会引发一系列的冲击，比如：并班、减班、并校、废校、超额教师、无教职师资（俗称流浪教师）、代课普遍化、小班制盛行、亲师关系紧绷、教师兼行政等。在国内，可能还有一个潜在危机，就是因为师资频繁调动，引发师生关系疏离、教学品质下降。毕竟教师意识到自己的前途不稳，教学就难以付出热忱。学生也会因为关系的断裂，课程的衔接适应问题，导致学习效率降低。除了这些课程教育，还包括对年轻人的公民教育、品格教育、信用教育等，都会受到影响。
中国的少子化特质日益明显，如果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有可能会产生很多问题。“少子化将会导致原有社会秩序、体系、规则、理念、传统的碎裂，产业失去方向，传统失去导向，而且由于这种现象隐含在创新、成长、突破、颠覆甚至革命的假象之下，很容易被盲目和无原则的赋予正面评价”，安邦智库（anbound）创始人陈功这么说道。
以“粉圈文化”为例，粉丝群体的影响和低俗化其实就是少子化的表现。记得有过这么一则报道，老艺术家李丁老先生不幸逝世，张国立、邓超等与李老生前有过合作的演员都前来送他最后一程。这位老先生很受张国立和众多演员的尊敬，对于他的逝世大家也都是悲痛万分。本来参加葬礼是一件非常沉痛而庄重的事，但是因为邓超的到来，却引来了一大批粉丝，在葬礼中大喊大叫，在肃穆的葬礼中显得非常的不合时宜，也很不尊重逝者。这让内心已经非常沉痛的张国立顿时怒火中烧，当场就对着疯狂的粉丝怒喊“滚出去”，这让当时在场的邓超自己也感觉到十分羞愧。
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国现在的电影已经进入到一个涂脂抹粉的英雄时代。枪战片和战争片的扮演者，颠覆了通常的想象力，那些充满荷尔蒙味道的银幕英雄形象，由一些涂脂抹粉的小男生所扮演，装腔作势，令人瞠目结舌。至于“小鲜肉”等暧昧语言的大肆流行，也同样反映了少子化对社会各个阶层的深刻影响。实际上少子化带来的普遍幼稚化，将把整个社会拖下水，降低品质。
互联网和游戏本来就是少子化世界的精神支柱，现在看中国社会，基本就是互联网和游戏的大演绎。电梯里、地铁上，无数的少年沉浸在手机游戏里面，网瘾早已成了社会性的流行病，而微信在中国的商业成功，其实仅仅因为它是一款老少咸宜的手机社交游戏。这种游戏综合症，也早已渗透到了中国文化之中，什么三体世界、折叠城市、降维攻击，科幻片和科幻语言早已从儿童玩具中走出来，渗透进了广泛的文化领域，甚至伴随着人们长大并且继续保有。从信息社会的角度来看，因为少子化的影响，中国人将会成为世界上最易控制的族群，只要你能不断开发出供他们玩乐的游戏就可以，反正他们什么都信，始终无法走出人生的游戏。
因此，少子化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还事关国家命运。对于少子化时代，我们要有这种危机感，要重视少子化问题的影响。如果不重视这个事关将来的问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恐怕将会退化。所以，调整教育体制以及教育内容，有针对性地强化少子化新生代中国人的培养，这是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大事。一个国家的发展，经济好坏并不是最重要的，这有经济周期的问题，也有努力改变的空间。但如果遇到“人不行”这样的问题，那么一切都完了。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方能看得更高、走得更远。近段时期的“清朗”行动、建立负面清单、分级监测明星账号等多项措施，在进一步维护良好网络舆论秩序、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的同时，其实也是国家对我国少子化问题的有力反应。
少子化现象出现并不断发展，如何应对少子化问题，关乎中国国运。少年强，则中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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