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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多个国家都公布了自己的碳中和目标。欧盟一些国家最先提倡，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中国在2020年9月承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美国在2021年2月19日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后承诺，2035年实现无碳发电，2050年实现碳中和。不过，有分析人士对美国能否实现目标表示怀疑。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正在制定碳中和目标。
根据不同国家目前的碳排放情况，可将这些国家分为四大类：
- 碳达峰之后处于排放下降阶段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等
- 碳排放仍在增长阶段的国家，如印度
- 碳排放进入“平台期”的国家，如中国
- 尚未启动碳减排的国家，如一些落后的农业国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团队近期围绕碳中和问题的相关研究进展。相关研究认为，在中国的“双碳”目标中，由于碳达峰没有“天花板”，2030年实现碳达峰的不太难。中科院团队认为，碳达峰不需太多研究，关键是研究如何实现碳中和。
不过，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对于碳达峰问题不能过于轻视，虽然国际上对于碳达峰没有强制性的规定，相关国家可以选择碳达峰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高峰值；另一种是低峰值。如果选择在2030年达到高峰值，在达峰之前的日子可能比较“爽”，但是在达峰之后的30年间，碳中和的压力将会很大；如果选择在2030年达到低峰值，那么从现在开始，中国就要严格地限制碳排放。
中国承诺的“双碳”目标受到了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肯定，但中国减排的挑战将会很大。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能源总消费约48.6亿吨标准煤；2019年，中国能源利用总排放98.26亿吨二氧化碳。其中，发电端的碳排放约占47%，消费端的碳排放约占53%。以这样的碳排放为基础，要实现碳中和，过程可能十分痛苦。中科院研究团队为中国碳中和设定的边界条件有：2035年gdp翻番，2060年再翻番；生活水准与相应发展阶段相当；产业结构逐渐向中高端发展；同时，要考虑到人口变动（少子化、老龄化）等。
对于中国未来能源转型的方向问题，中科院研究团队做出的初步判断主要有：对于中国来说，非碳能源占比提升不会是线性的，并且是技术进步所推动；煤炭作为主力能源，还会存在较长一段时期，因此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的进步仍需十分重视；先进裂变能如能解决燃料、安全、内陆建厂及群众心理问题，可以在碳中和上发挥重要作用，我国不该追随某些“弃核国家”的脚步；我国丰富的风、光和地热资源，尤其是西部的风、光资源，是我们实现碳中和的最大底气，关键在于“稳定输出”。
而对于碳中和的最重要路径，相关研究指出，在于用非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发电、制氢，再用电力、氢气替代化石能源应用于居民生活、交通、工业过程、建筑、农业等领域，从而达到大幅度减排二氧化碳的目的。项目研究中还特别指出，我国有规模庞大的涉氢产业体系——石化和化工产业，这是氢的最主要利用领域，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如果能将绿氢恰当地应用于石化和化工产业，能更好地体现绿氢价值，真正解决工业脱碳的大难题。
要指出的是，中科院团队对氢能利用对碳减排作用的看法，与安邦智库此前在“氢能社会”研究中的部分结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安邦给出的“氢能社会”尊龙凯时人生就博的解决方案，是涉及面更广的能源战略替代，而不只是着眼于一两个产业的能源利用。
在安邦看来，“氢能社会”是一个包含了技术、工业生产、市场应用（交通、工业、建筑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社会配套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具备零碳、高效、能源互联（电、热、气之间转化的媒介，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跨能源网络协同优化的唯一途径）和可储能（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实现能源消纳与储存）等多种特征。一旦它发展成为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经济系统，它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将是巨大的。可以设想，对于一个氢能社会的国家，即使是再发达的非氢能社会“霸权”国家，也难以对其进行制裁。
安邦从中国的战略性政策领域对“氢能社会”进行了再定义，我们认为，氢能社会的构建和发展，并不只是某一个产业发展的技术路线选择，而是一种覆盖技术、能源利用、市场与消费体系的战略选择。它会导向一种新型的、低碳的、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是涉及到运输、建筑、工业、制造、电力以及全社会普遍能源利用的一次巨大的产业革命，其带来的能源转型不仅仅是能源领域的转型，也是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同时还意味着新的产业体系的构建，而这也正是安邦大力推动氢能社会的根本原因。
总体来看，中国用30年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是雄心勃勃但又极其艰难的战略目标。从主要发达国家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历史关系看，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同人均累计碳排放密切相关，就我国而言，人均累计碳排放远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也小于全球平均。我们追求2060年达到碳中和，其难度远大于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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