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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智库机构以及国际评测机构最多的国家，通常来说，这些智库机构给出的一些研究结论被认为是非常权威的存在。美国的这些智库机构一般也比别的国家说服力更高，但近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人不禁对美国智库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
从“高铁是一项落后的技术”（美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到“中国正寻求在全球主要港口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开始对北约的‘第五次入侵’”（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从“非洲的政府大楼可能是中国间谍活动的载体”（美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到“各方专家对中国的行为进行了评估···存在人权问题”（美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所），更有甚者，有智库将中国风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误当做大型武器发射井，进而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
那么，一个问题是，美国智库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且次数如此频繁的“误会”呢？
安邦智库（anbound）的创始人陈功认为有如下一些原因：
#01美国智库并不熟悉中国的内情，不熟悉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甚至就连排除性的基础分析逻辑都没有做，直接就下结论，结果闹出了诸多天大的笑话。
#02某些中国媒体人的言论造成了后果，他们在网络上大肆发表建议与观点，美国智库则对于这些媒体人不了解，根本不知道他只是中国宣传口的一枚捣乱用的棋子，在政策核心圈，一丝一毫的影响力都没有。中国某些知名大学的研究报告具有同样的性质，而且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力。
#03美国智库的水平不齐整，滥竽充数的智库数量极多，但也有少数高品质智库，如兰德公司。美国一些知名的智库排名基本就是个笑话，囊括了许多乱七八糟的智库。
如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as），虽然号称成立的时间很长，但没有真材实料证实这一点，而现状则是一家不知名的智库，到处在募捐求存。
#04美国科学界人物的发言通常很大胆，但无法通过职称、头衔和行业对其真实水平进行度量，判断真伪。如在疫情当中，很多医学界的专家大腕就认为不用戴口罩，口罩无用。还有医学界的医生（应该是真的医生，但未必是传染病学科），在疫情面前，吓的崩溃大哭。还有不少大学的教授，研究的结果是美国要死几百万人等等。在美国，实际是通过书籍、思想、作品、论文、获奖来确定地位的，只要拿不出这些东西，那这个人“屁都不是”，无人承认。
#05美国学术界的特点是，基本集成、继承了殖民传统，具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特点就是强调资料水平和范式，但缺乏思想，逻辑内涵不完备。如前段时间的“高铁是一项落后的技术”，以及最近这一所谓中国大建武器发射井的研究，同样具有这些特点。报告很好看，就是完全错误。
#06美国战略情报界的影响，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美国情报界做出来的东西，然后交给所谓智库去发表。就此报告而言，就是为了证明了“中国威胁”的存在。
#07受到美国智库“旋转门体系”的影响，迎合战略政策的需求。因为官员在智库的存在，所以美国智库往往知道高层政治需要一些什么材料，然后就去七拼八凑，搞出来报告，再供高层政治当作证据去运用，许多美国智库报告都展现了类似的过程。
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是一家著名的研究机构，但他们一份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报告，虽然云集了大量的重量级中国问题专家，但安邦一看，就下结论说，这是粗制滥造的成果。果然不久之后，就有中国问题学者透露说，他们对这份研究报告“持有保留意见”。
# 什么叫好的智库？#
一个好的智库，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特研究风格和研究系统，要有自己的独特定位。比如兰德的研究就坚持“一切公开”的原则，这个意思很明白，就是研究成果经得起社会检验。如安邦坚持的独特定位，坚持“公共福利最大化的独立智库”，这在中国国内也是独一无二的。
再一个就是好的智库，一般都是历史悠久的智库，时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原因在于智库是政策领域的研究机构，但再好的智库研究成果，也是有对有错，这并不罕见，关键是你的存在时间要能证明你的容错环境是有效的。简单说，就是说错了没关系，政策核心圈会宽容以待，因为他们了解你的存在。这一点除了时间之外，再没有其他可以证明的。
总的来说，时间可谓衡量智库研究价值的终极标尺。智库的研究是否准确、是否有前瞻性、是否有战略价值，只要放在时间序列中一回归，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传闻很广的兰德公司对朝鲜战争“中国是否出兵”的判断，就属于此类有战略价值的判断。实际上，乔治·凯南早已作出了中国将会出兵的判断，但由于他当时在美国国务院已经开始失势，他的准确判断无法影响预测。
# 智库的独立性 #
回过头来继续谈智库的独立性，自十八大以后，由于中国面临的形势趋于复杂，以及中央领导对智库的重视，智库机构如雨后春笋在国内大量涌现，智库研究也成为一种“显学”。不过，智库数量并不等于智库质量，国内智库研究的水平在整体上并不能满足中国在当前形势下的需求。
从中国的国情看，智库研究受到掣肘的原因之一在于缺乏独立性，大部分智库都是直接或间接来自体制内，从经费、人员、管理体制、研究选题、观点表达，都带有比较强的体制内特点。这些政府体制内的“御用”研究机构，由于其生存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影响，怎样提出最适用和最有效的研究成果，就不一定是其考虑的重点，这些官方机构更多承担了对政策维护和解释功能。如果智库研究普遍呈现出这种“体制延续”的模式，很难产生有真正独立见解的研究成果，难以起到对科学决策的支撑作用。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智库机构不属于独立智库。
独立性之于智库的意义非同小可。一个智库机构是否拥有独立的地位，这关系到研究的出发点是否独立，决策建议是否独立并具有前瞻性。在这种公共政策研究和资源配置基本上被官方研究机构所垄断的背景下，独立的民间智库在中国就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体制外的智库是否就一定能比较好地保持研究独立性呢？
也不尽然。安邦的经验是，如果体制外智库不能很好地解决资金支持问题，同样也不容易做出有质量的独立研究。我们见过不少体制外的独立智库因为要解决生存问题，不得不做很多与智库不着边的咨询业务，甚至有国内的民间智库机构不得已接受了海外机构或者跨国公司的捐助，最终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幸运的是，安邦智库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依托完全自控的市场队伍和商业模式，安邦较好地实现了财务独立，能够以成功的商业运营来支持独立的智库研究，以财务独立保证了在中国的研究独立和思想独立。
作为中国最大的民间智库，安邦智库因这种独立性在很多战略问题上提出的建议，受到国内外政府、企业界巨头的高度重视。
目前我们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重庆、成都、长春、乌鲁木齐、马来西亚等多地拥有分支机构。作为一家战略型的民间跨国独立智库，安邦智库拥有数千家政府和企业客户，安邦智库的研究业务覆盖了六大领域：宏观经济研究、产业经济研究、城市问题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公共政策研究、一带一路研究等。
关于国际同行有关安邦独立性和赢利性的探询，我们的回答也一直都是：在中国，财务独立是研究独立和思想独立的前提。迄今为止，这一说法得到了国际同行的理解和认同。
独立性与时间是考验一个智库的一个试金石，也是它的含金量的非常关键的地方。作为已经坚持了近30年“研究独立”和“思想独立”的民间智库，安邦无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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